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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20 01:12 来源:岳塘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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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要强化制约,科学配置权力,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对强化党内监督提出了明确要求,为修订党内监督条例提供了重要遵循。

  必须深化全方位对外开放,妥善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推动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按姓氏笔画为序)于春生 马勇霞(女,回族)王伟 王炜 王长河 王东峰 王立英(女) 王仲田 王华庆 王会生 王岐山 王怀臣 王忠民 王和民 王宜林 王晓龙 王家胜 王宾宜 王森泰 王瑞生 丹珠昂奔(藏族) 尹晋华 石生龙(满族) 叶青纯 申维辰 付建华 冯惠敏(女) 宁高宁 弘强(女) 曲青山 曲淑辉(女) 吕建成 任泽民 多杰热旦(藏族) 刘滨 刘长银 刘生杰 刘向松 刘金国 刘建华(女) 刘晓滨 刘赐贵 江必新 安立敏(女) 苏波 杜金才 杜金富 李宁 李刚 李熙 李五四 李书磊 李玉赋 李兆前 李法泉 李建波 李适时 李秋芳(女) 李家祥 杨立顺 杨志今 杨明生 杨晓渡 肖亚庆 吴刚 吴玉良 吴杰明 岑旭 邱学强 何平 余欣荣 辛维光 汪民 宋明昌 宋爱荣(女) 宋璇涛 张力 张军 张勇 张立军 张纪南 张昌平 张晓兰(女) 张晓刚 陈伦 陈大卫 陈文清 陈训秋 陈建民 陈绪国 陈新权 苗华 金书波 周英(女) 周泽民 周福启 郑国光 赵洪祝 胡玉敏(女) 胡问鸣 侯凯 侯长安 侯贺华 俞贵麟 姚增科 袁彦鹏 耿文清 耿燎原 柴绍良 徐敬业 郭永平 郭向远 黄先耀 黄建国(湖南) 黄建国(军队) 黄建盛 黄树贤 黄晓薇(女) 黄殿中 曹培玺 崔少鹏 梁滨 董力 韩亨林 谢杭生 谢国明 强卫东 臧献甫 熊维平 黎晓宏

  必须从全球视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绿色发展转化为新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新优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出席会议。

第四,整顿党的组织,重新登记党员,把不可挽救的坏分子清洗出党。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2013年2月26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要加强对巡视整改情况的督查,把责任压给党组(党委)书记,条条要整改、件件有着落。

    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成员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名,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

  10.正确地解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实质与关系,并宣传科学思想、民族解放思想、民主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及民族美德与优良传统,以反对复古的反动的向后倒退的思想。会议认为,2014年中央政治局继续把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放在十分突出位置,毫不松懈贯彻实施,同时紧盯作风领域新情况新问题新苗头,采取坚决有力措施予以整治,不断把作风建设引向深入。

  要坚持依规治党,把加强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尊崇党章、敬畏党纪,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要持续深化“放、管、服”和财税、金融、创新、国企等重点领域改革。

  同时,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了良好国际环境。高岗致开幕词,说明了这次高干会的重要意义及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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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嘉:解决“类住宅”关键在于土地市场化改革

2019-09-20 08:20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五一小长假之前,上海市发布了《关于加强本市经营性用地出让管理的若干规定》,要求办公用地不得建设公寓式办公,商业用地未经约定不得建设酒店式公寓等“类住宅”;土地出让合同要明确商办持有比例和年限,持有期内不得转让;经营性物业要明确长期持有的比例;社区或住宅配套商业要长期持有。

这并不是一个孤例。此前在3月份,北京和广州就曾发布打击“类住宅”的一揽子政策,从销售对象(仅限企业)、设计报建(限制最小分割单位)、暂停贷款、停止项目审批等几个死角,全面堵死“类住宅”的生存空间。

“类住宅”缘何泛滥,地方政府为何要果断出手呢?

首先,商业办公(有其城市外围)租或售,都存在资金回笼周期长、利润不高的问题,商办用地建“类住宅”,对开发商而言是利润最大化和尽快收回投资的选择。

其次,互联网冲击实体商业,大城市产业升级(现代服务业贡献率超过70%),商办空间需求明显下降,商办项目很难招商,土地也很难卖个好价钱。

再次,住宅项目要配给公共服务设施,教育、医疗类设施还要独立供地。对于空间逼仄的北上广等大城市来说,住宅项目对政府和开发企业的压力较大。而“类住宅”项目不仅不需要配建公共设施,还享受住宅溢价。

最后,近年来一线城市人口涌入,住宅需求旺盛。房价“上台阶”,限购政策强化后,不限购和价格较低的“类住宅”就应运而生。2016年,北京和上海类住宅销售均价分别为每平方米29770元和25700元,仅相当于同期商品住房均价的72%和56%。由此,“类住宅”火爆就不难理解。

尽管“类住宅”客观上有生存空间,也补充了住宅需求,但其最大的问题是违反了土地用途管制、城市分区规划,造成城市生活和生产功能混杂,人为降低用地效率,并导致“城市病”更加突出。目前,“类住宅”主要集中的城市外围,本来基本规划为商业办公的区域,却集中了大量居住人口,加重了配套压力。区域内小商小贩、私立学校医院散点式无序分布,从外围到中心区的各条道路和轨交、换乘站点拥挤不堪。另外,“类住宅”泛滥导致京沪等大城市人口和空间“紧约束”政策失效。

近年来,京沪等城市在人口、土地供应上,均采取“减量发展”的政策。但是,“类住宅”以其不限购、低价格优势,成为外来人口“扎根”京沪的选择,而人口增加也倒逼城市空间扩张。

出现“类住宅”乱象,其中一个直接原因是基于政绩的规划。基于区域形象和短期GDP及税收政绩考核的考量,城市各区都有出让商办用地、建设商业办公中心甚至CBD的激励,但外围商办招商困难、经营困难。笔者调研,京沪深城市外围区域,商办项目除一楼底商餐饮、儿童娱乐还算景气外,二楼及以上空置现象比较严重。

监管不严是另一个直接原因。住宅销售能更快地赚钱、更快回笼资金、配套压力更少,更易于让土地卖个好价钱,部分地方政府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开发商在规划报建和审批阶段便为今后切割改造留下方便之门,而批后用途监管大多形同虚设。

不过,“类住宅”乱象真正的根源还在于用地。大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很快、人口迁入很快,工业和传统商办用地的单位空间产出效率下降,用地供应理应向现代服务业及需求更大的住宅倾斜。

目前,包括一线城市在内,我国大城市40%~50%的存量用地为工商业用地,住宅用地不足20%,而国际大城市刚好相反。原则上,土地所有者要追求更高产出和更高地租回报,工商和传统商办用地就会被现代服务业、居住用地所替代。同时,土地用途周期(最少40年)一般大于产业周期。互联网冲击下,产业由盛转衰或被消灭的周期也缩短了,客观上存在着调整土地功能的需要。但在我国,用地功能转换并无这样的市场化倒逼机制。

对此,各地需要对用地功能进行调整,对于涉及区域规划的调整须经政府审批程序,召开听证会,重签土地出让合同并备案;另一方面,用地功能调整涉及企业转制,转作住宅要补缴土地出让金,增加公共配套支出,但原用地主体很多是国企,转制困难、无力补缴地价,很多企业往往还希望“借地生财”,导致功能转换停滞。

于是,城市外围就批出了大量工商业用地,而原有工业、商办也难以盘活,导致住宅用地紧缩,也由于外围工商业“不经济”而导致“类住宅”泛滥。

因此,解决“类住宅”,一方面在于刚性的存量土地盘活机制,以地均产值、就业人口为刚性指标,建立划拨类工业用地和园区腾退红线,触及红线的工业用地和园区一律收回;另一方面,应加快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减少地方政府基于短期经济和业绩考虑的用地行为;最后,要加快推进制造业去产能,腾出无效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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